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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19 星期三

★连续两年被省金融办评为AAA级,为行业最高级别。 ★南京市唯一一家获得多家金融机构融资担保资格的小贷公司。目前合作银行为交通银行、南京银行、民生银行等,且条件优于一般融资担保公司,均为零保证金担保。 ★省金融办创新产品“应付款保函业务” 全省首家应用单位,可为企业提供类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服务。 ★全省首批为中小企业提供集合信托产品服务的小额贷款公司。 ★2012年末,被国家开发银行总行、江苏省政府金融办选定,作为国内唯一官方P2P融资平台产品“开鑫贷”的全国首家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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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小额贷款公司生存OR末路?

 
 

发布时间:2014/4/15 16:16:55      发布人:管理员      文章分类:金东研究   第4069次阅读

 
     
      作者简介:
    嵇少峰,曾在人民银行、银监会系统从事金融监管十六年,现为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金东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创始合伙人、董事总经理,江苏省小贷行业资深培训师,接待过全国数十家小贷行业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调研,对全国小贷行业现状及管理具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7839家,贷款余额8191亿元,全年新增贷款2268亿元。江苏、浙江、四川分列贷款余额前三甲。
    我国小贷公司发端于2006年底,由央行启动试点。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将试点扩大至全国。几年来,尽管从小贷公司发展数据看,无论是公司数量还是贷款余额增速不低,但与金融机构相比,全国小贷公司贷款总额也不足民生银行一家的60%。特别是2013年以来,随着全国性经济增速放缓,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普通上升,而作为金融行业产业链末端的小额贷款公司,更是充当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挤压的接盘人,逾期率、损失率迅速上升,许多地区的小贷公司纷纷停业或处于只收不贷的半停业状态,行业生存状况严重恶化。
    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小贷行业发起人、参与者,对当前的形势都普遍感到焦虑,或是忧于生存,或是忧于发展。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小额贷款行业会步融资性担保行业后尘,走向行业的寒冬吗?
笔者作为资深行业中人,又由于工作原因接触了全国多家省市小贷监管部门及小贷公司高管,对此深有感触。事实上,当前小额信贷机构(本文仅指政府审批成立的有牌照的小额信贷机构)也面临着与融资担保行业类似的政策性瓶颈及盈利模式不可持续等问题。

    资本性质与监管目标的根本矛盾无法解决

    由于国内外小额信贷机构在服务对象、经营模式、操作机构、资金来源等方面都不尽相同,不同国家和地区及不同学者对小额信贷和小额信贷机构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但如果抓住发起人的初衷这一核心要义看,小额信贷均可简单理解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公益性小额信贷模式、商业性小额信贷模式和追求公益与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性小贷模式。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各种模式的小额信贷均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为大量低收入(包括贫困)人口、小微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第二,保证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方面,构成了小额信贷的基本特征。
    当前我国小额信贷三种模式均有,但具主导力量的仍是以商业性小额贷款为主,资本金来源大都以民营企业、民间资金为主,也有部分国资企业,在具体经营理念上也纷繁复杂。监管部门希望小贷公司承载更多的社会义务,以扶贫济困、帮助弱势三农小微企业发展为主要目标,而小贷公司股东往往以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为目的,导致监管与被监管的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部分监管政策甚至让严重影响了商业性小贷公司的生存,两者间的矛盾严重影响了小贷行业的发展。事实上两方并未清晰地认识到产生两者间矛盾及理念冲突的主要根源。
公益性小贷公司的资本金来源大都为政府拨款、政府补贴、社会及企业慈善捐助等,不以盈利为目标,以资金扶助社会底层的广度、公平性、透明度为标准,国际上,普遍把小额信贷看作是一种扶贫工具,联合国将2005年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的原因就是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小额信贷的发展,以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福利性小额贷款组织以保本微利为原则,是独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按照章程从事公益性活动,其公益性体现在融资服务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社区性和扶贫性,这类机构大都可以不缴纳税费,并享受一定的政府补贴甚至由政府直接提供持续的资本金。实际上这类公司往往无法达到保本的状态。公司依靠持续的政府扶持、社会捐助的资金补充,来弥补贷款的损失及保持机构的正常运转。
    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以盈利性为目标,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享有由股东入股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并以全部法人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需要缴纳相应的税费。其资金来源大都来自逐利性很强的社会化资金。同时,商业性公司的经营管理目标当然是追逐更高的利润、更大的规模。政府期望让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来承载过多的公益性、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在享受金融垄断利润的银行都纷纷退避三舍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尽管部分国家、地区政府对小贷公司予以一些政策补贴及税收优惠,但这些政策大都对小贷公司的利润不产生多大影响,无法弥补小贷公司对弱势对象及低盈利行业的信贷投放带来的利益损失和效率损失。特别是在贷款的坏帐率方面,历史数据均证明三农、小微等弱势群体的不良率居高不下,这也是导致广大金融机构不愿投放这个领域的原因。即使是农村信用社这种享受多种政策优惠的金融机构,如果不是其可以吸收低成本的公众资金使其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其生存状态早就无法维持。
    追求公益与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性小贷公司,其资本金往往来源较复杂,但一般也是以社会效益为主,追求商业利润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公司运作的可持续性,但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追求盈利。这种模式以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又译为“乡村银行”)为代表。这种模式最被国际社会所推崇,但其还贷率97.26%,股本回报率为5.64%,借款人90%以上为女性的数据(2011年数据)饱受资深金融从业人员怀疑。不过国际社会包括尤努斯本人均多次表示,如果格莱珉银行前期不能获得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各种资助、后期不能从公众手中吸收低成本资金以保证现金流,业务根本无法维系。事实证明,2010年底爆发的针对格莱珉银行的尖锐批评浪潮及2011年5月尤努斯请辞格莱珉银行董事总经理一职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尤努斯关于社会企业的表述,也为这类小贷机构加上了非盈利的注脚。
    目前我国的小额信贷机构,除中国扶贫基金会下属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少部分公益性机构外,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出资发起成立。资金来源多是民营企业或民间资金。尽管监管部门在审批时强调资金来源应是企业闲置及剩余资金,但几乎没有几家发起人企业本身没有银行贷款。因此,其本身的平均融资成本或其认可的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就构成了新设小贷公司净资本回报率底线。监管部门对企业闲置资金零成本的理解是不符合市场普遍规律的,也是造成官方监管目标与商业化小额机构的出资人的根本矛盾所有。

    目前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盈利模式不可持续

    撇开非盈利、纯公益的小额信贷组织不谈(这部分机构在当前我国小额贷款市场占比较小)。当前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与平衡性小额信贷机构,能够获得良好盈利并能持续发展的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
    一、从盈利模式来看,目前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盈利来自于发放较高利率水平的贷款来获取的利差。而按目前的经营环境及监管要求,小贷公司无法实现较好的投资回报率。
    由于小贷公司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人均会将自己的平均融资成本当成设立公司的最低保本收益点,即投资回报率的最低容忍度不得低于自己的融资成本或本行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民营企业家一般将主业的平均融资成本当着小贷公司的资金成本,而国企出资人往往会把银行基准利率当着小贷公司的保本投资回报。小额贷款公司股东给经营层每年的盈利考核并不是指本身的帐面盈利(所有资本金在会计报表上是没有成本的),而是指最后股东分配的利润减去股东本身的融资成本才认为是真正的盈利。这也是目前监管部门与小贷公司之间理解的一个根本差误。
    以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注册资本金大约1亿元人民币计算,其大概财务指标如下:(万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资本金          10000
    平均利率        15%         以江苏省监管要求为例,高于此标准的小贷公司往往不良损失率也较高,因此取平均值
    利息收入        1500        资金满负荷使用
    工资性支出      150         金融机构平均工资性支出比例较此为高
    其它费用        100         房租水电、办公耗材、招待费等,一般超过此数
    营业税          45          江苏农贷按营业收入3%计征,其它地区一般5%
    贷款不良拨备    100         拨备率1%(从实际情况看,可以算为损失率)
    营业利润        1105        利息收入减去上述成本
    所得税          165.75      江苏农贷按分配前15%计征,其它地区一般25%
    分配前利润      939.25      营业利润减去所得税
    个人股东纳税    187.85      分配前利润的20%,企业法人股东分配前不纳税
    股东实际净得    751.4       净投资回报率7.51%
    以上按江苏省部分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情况下计算而得,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均无法享受此税收优惠政策。江苏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享受上述政府优惠的前提是小贷公司要达到三个70%的监管要求(涉农贷款余额超过贷款总额的70%、小额贷款余额超过贷款总额的70%、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超过70%)。
    从上表分析得出,小额贷款公司如果全部使用自有资本金放款,即使团队及执行多么优秀,在资金全额投放、不良贷款损失控制在1%以内、费用控制远低金融同业标准、平均利率远高于金融机构年化利率高达15%的情况下,小贷公司投资人的净回报率只达到7.51%,远低于目前民营企业的平均融资成本10%。如果按照平均再融资杠杆率1.1倍-1.5倍计算,净回报率也仅接近10%左右。事实上,上述计算依据对成本及风险的控制非常保守,小贷公司实际经营利润还要更低于此。对企业家来说,不如减少些银行贷款而不投资小贷公司更合算。
    当然,就全国而言,小贷公司的平均年化利率也远高于15%,大部分小贷公司的平均年化利率为18%-24%之间,甚至向高利贷转化。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年化利率就可以简单地变为增加的资本回报率呢?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因为随着高利率而来的就是极高的不良率及坏帐率,这部分损失甚至超过了小贷公司由于上浮的利率带来的利益。笔者做过较详细的数据收集,结合全国多地小贷公司反馈信息,基本上贷款平均利率从15%起每上升1个百分点,小贷公司的不良率约上升1.5%-2%;利率18%起每上升1个百分点,不良率更是上升至2%-3%,尽管全国各地经济情况差距很大,但不良数据随着贷款平均利率的上升同步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原因非常简单,高收益必然导致高风险,那些希望用高回报来覆盖高风险的的想法完全无法实现。
    当然监管部门的初衷是,以企业家自有资金或闲置资金来投资小贷公司,不能计算资金成本。但放眼全国,有几家民营企业没有银行贷款?又有几个成功的企业家希望自有资金的收益低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这种初衷既是纯幻想的,更是不合理、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二、平均15%及以上的平均年化贷款利率,在信贷市场上是不可持续的,更是不安全的。
    以民生银行为例,2013年1-6月,该行共获得利息收入50666百万元,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1451681百万元,年平均收益率为6.98%,较2012年同期7.71%下降了0.73个百分点。其吸收存款中,公司类存款平均成本率2.32%、个人类存款平均成本率2.22%,总平均为2.29%。其平均利差仅为4.76%。当然,该行非利息收入中的财务顾问服务费1393百万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17417百万元中,部分应归属于实际信贷产生的变相利息收入。但即使全部合并计算,其信贷类业务年平均收益率最高为9.57%。该行在股东权益资产1912.07亿元的前提下吸收了20522亿元的公众存款,放大的杠杆超过10倍。2013年上半年,民生银行股东权益比2012年末增加了226.63亿元,增幅为13.45%,简单的理解为该行股东年投资回报率应在25%以上。
    工商银行更是如此,2013年1-6月,该行共获得利息收入266057百万元,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9235044百万元,年平均收益率为5.81%,较2012年同期6.29%下降了0.48个百分点。其吸收的存款中,公司类存款平均成本率1.84%、个人类存款平均成本率2.10%,总平均为1.96%。净利息差为2.4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3.35%。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金融机构的投资回报率超高的原因,一是吸收存款的成本仅为2.5%以下,二是金融机构当前10倍左右的极高资本杠杆率,而不是简单地来自利差。这两个原因均指向政策性垄断。小额贷款公司与金融机构相比,无法盈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获得垄断利润。这也是众多机构、企业一哄而上开办银行的根本原因。
    就全国而言,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远远不止年化15%,远远超过了金融机构的平均放贷利率,但是这种纯粹依靠高息利差的盈利模式可持续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无论是大型国有银行还是小型股份制银行,其安全的信贷客户能承受的平均贷款利率是有限的,因为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也是有限的,客户承受的贷款利率应低于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试想有多少客户的投资回报率能超过15%甚至更高?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小贷公司的灵活性与便捷性会给小贷公司带来一部分边际收益。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小贷公司为客户提供的短期拆借、过桥性融资收益相对较高,原因是这类融资需求在市场是的平均融资价格也较高,它的收益来自与短期融资的风险程度,因为短期拆借与过桥性融资的时间及对象是不确定与难以把握的,会给放贷人带来风险;二是小贷公司的工作及放贷效率产生的边际收益。对客户而言,效率成本也是融资成本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机构的复杂流程及机构病会给客户的经营带来的压力,这也是部分客户选择小贷公司,让小贷公司产生一部分边际收益的原因;三是小贷公司的灵活性也是一部分边际收益的原因,他们也可以做一些银行制度限制但实际风险可控的项目。但即便这样,这些原因构成的收益差也是很有限的。除去这些,小贷公司实在没有更多的理由向客户需求更多的利息,最大的可能就是客户质量的下降及保证方式的弱化,这两者均会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导致收益下降。
    目前小贷公司的理论资金杠杆有二,一是不超过净资产的50%的银行融资;二是部分类融资担保业务(或有负债)不超过自有资本金的三倍。但是,根据2103年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全国小贷公司实收资本6658.95亿元,贷款余额7534.50亿元,如果不算股东的利润积累及借款,全部视为银行融资,也仅放大了0.13倍,接近于零杠杆,而且,几乎所有的杠杆资金成本都在8%-10%以上,远高于银行的平均贷款利率。再加上管理成本与税收,小贷公司如何利用此杠杆安全盈利?
    三、目标客户的差异化也很难给小贷公司带来更好、更安全的收益。
    有一种理论,即小贷公司应把资金投向银行做不了、不愿做、不敢做的客户,从而获得市场空间或较高收益,与金融机构形成差异化竞争。这种说法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在民间金融与官方金融巨大政策差异的情况下,其实很难实现。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银行做不了、不愿做、不敢做的原因是什么。所谓做不了,是银行受体制、规章、运营手段、人才结构等方面条件所限,无法服务到的客户。所谓不愿做,一般是银行认为收益较差、效率不高、潜在价值不大的客户。所谓不敢做,是银行担心出现法律风险、信用风险或其它风险的客户。当然,也有其它因素,如金融资源覆盖不到的区域等,但近几年在金融机构急剧扩张,创新产品如小微贷、商易贷、POS贷、卡卡通等层出不穷的前提下,再找出多少安全的回报率高的客户,极其困难。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全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20.2万家,从业人员337.8万人,其内控体系、风控能力均有所建树。特别是在金融相对发达的东部,银行间竞争也已非常充分,希望找到银行没有涉及的细分优质市场非常困难。小额贷款公司在缺乏人才优势、IT优势、成本优势、资金优势的前提下,即使想在更底层、更小额的方向寻找突破点,也难度重重。小贷公司先天的成本弱势,首先就被低风险、优质客户划出了自已的选择范围。而缺乏结算手段、信用查询手段,贷后资金监控手段,又使批量做小贷、微贷产生了不可控风险。而如果无法做批量操作,其人力成本、运营成本、追偿成本等将完全侵蚀掉有限的利息差。上有银行的相对较低的利率,下有银行的信用卡透支、POS信用贷、农户贷款证等信贷工具,小贷公司的客户选择极其狭窄。就客户对象的选择方面,银行之所以不愿投放,大都是因为客户盈利较差、运营成本较高、单户产出率低、风险较大等。特别是在我国的农业、高科技初创型企业领域,就客户的盈利能力及坏帐率而言均不属于信贷优选范筹。
    四、在当前政策环境下,小贷公司即使享有政策许可的高杠杆率,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盈利的可持续性难题。
    目前,很多地区小贷公司主管部门在不断加强监管的情况下,也投入很多精力为小贷公司创新融资工具。以小贷行业较发达的江苏举例,目前小贷公司除向银行融资外,还有江苏省金融办创新的资金池同业拆借业务、应付款保函业务、助贷业务、开鑫贷业务、中小企业集合信托、中小企业债等作为变通资金来源,最高杠杆率已放大到净资产的三至四倍。重庆也创新了“资产转让”模式,重庆,浙江、广州、海南也同样提出了“以回购方式开展资产转让业务等。但是,这些融资工具的创新,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小贷公司的融资通道及盈利问题。一是上述小贷公司的融资成本,普通高于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大部份小贷公司的融资年化成本在8%-12%以上,部分地区的资产转让模式、资产证券化模式中,小贷公司的融资成本甚至高达12-15%以上,这些融资成本已远远高过全国中小企业安全融资的平均利率水平。这样成本的资金,加上税费和风险拨备,小贷公司如何能够再能在小微企业、三农信贷投放中得益?二是小贷公司在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查流程中仅仅被视为一个中小企业普通授信客户,其融资的保证方式普遍采取大股东担保或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大股东反担保)等模式,产生信用的方式均以大股东实力为保证,小贷公司作为一个独立法人企业并未获得金融机构单独授信认可。这也是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平均资本金和外部融资的比例平均仅1:0.1多一点的原因。从数据上看,全国小贷公司融资比例距离1:0.5还有一定的空间,但实际上大部分小贷公司由于股东分散、股东实力不强或保证方式不足等原因,根本无法得到任何融资。而优秀的小贷公司或股东实力强的公司,融资比例又受限于规定,无法超比例融资,甚至还不如大股东直接向银行借款,再用股东借款的方式投入小贷公司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小贷公司的银行融资工具有何价值?
    五、过高的、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导致小贷公司难以盈利及抵御风险。
    目前小贷公司与金融机构相比,在税收政策上普遍承载过多的压力。全国除个别地区外,大部分小贷公司的税收政策等同于一般的中小企业,承担5%的营业税、25%的所得税,不良拨备税前列支的比例一般为贷款余额的1%(各年度差额拨备,也就是说,即使你经营再多的年限,最高税前拨备余额也不能超过贷款余额的1%)。现在部分地区也允许小贷公司按照五级分类标准计提拨备,但税务要求极其严格。而银行由于信贷总量巨大,可以将拨备当作调整利润的手段,小贷公司根本不可比拟。如果小贷公司能够希望通过五级分类来减少税费,其实际不良率及造成的坏帐必须达到接近倒闭的边缘。
    就小贷公司而言,自有资本金在税务上是无法列支任何成本的,在几乎零杠杆的情况下,小贷公司主要依靠自有资金放贷。即使放贷利率与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一致,也要上缴营业税与所得税。事实上,任何小贷公司股东的资金来源都不可能是零成本的。即使这部分资金是股东的利润积累,股东也会计算投资回报率。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社会平均资本回报率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对任何一个企业而言,都是失败的。
    简单地举例,一个小贷公司贷款余额一亿元,平均利率按15%计算,即使其无法收息的不良贷款已达到30%,其余的7000万元产生1050万元的利息收入也要缴纳52.5万元营业税,去掉管理成本后表现出来的净利润还要缴25%的所得税,对投资者而言,早已是亏损的底掉了。
    六、人力资源不匹配,导致小贷公司的发展严重受困。
    由于小贷公司综合盈利能力、社会形象、工作环境等远低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因此,较难吸纳优秀的金融人才。实际上,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利率及信贷产品的非标准化,使得其对信贷人才的综合素质、从业经验、营销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要高于一般金融机构。而小贷公司在与金融机构争夺人才上又毫无优势,一般情况下,小贷公司会用高薪与职位来挖角一两个金融机构资深人员或聘用退休人员充当高管。但由于小贷公司的运营模式、管理要求、信贷产品均与金融机构存在较大差别,真正称职的小贷公司高管并不多。另外,由于无法支付较高的人力成本,小贷公司在岗位配备上往往形成人力断层,其基础工作人员平均素质远低于金融机构。小贷公司在人力资源组织上的高要求与低薪酬的根本矛盾,从更深层面影响了小贷公司的安全运营,对其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不从政策上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的赢利模式
    小贷公司必将步融资性担保公司后尘

    从2011年起延续至今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衰落及死亡的过程,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担保公司的违法、盲目经营,而是其盈利模式本身就存在违背市场规律的现象,完全不可持续。同样,按一亿元注册资本金的担保公司而言,理论上可以担保10倍的贷款,事实上,一般担保公司能做到平均5倍就已算运营良好的。按平均5倍放大、市场担保费率2%测算,理论上可以获得1000万元的担保费收入。而据央行及银监会等多方数据反映,截止2013年末,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为2.4%左右。而担保公司担保的中小企业贷款质量应远低于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质量(优质的抵押充足的信贷客户,银行是不需要担保公司担保的)。一般情况下,担保公司会的50-70%左右的资产做反担保,但这部分资产大都是房产二押、车辆、设备、应收帐款等,真正能执行到位的一般不超过担保贷款余额的50%,加上漫长的诉讼时间成本、执行成本,能收回50%的贷款代偿款应很不容易了。
    根据以上数据,3%左右的不良率,即使通过各种手段收回一半,也要造成1.5%左右的净担保损失,而2%的担保费率(很多地方由于政府成立的担保公司竞争,费率甚至只有1%-1.5%),还要承担众多的营运成本、保证金占款、人员开支,如何能够盈利?事实上担保公司一直依靠短期拆借放高利贷、虚假出资抽逃资本金、非法集资或非法从企业分用贷款等方式来弥补盈利模式的不足,获得利润。但这些手段在宏观经济下行、信贷流动性收紧的情况立即暴露其危险的本质,加剧了平台的死亡。也就是说,当前的融资担保模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是畸形的,是违反市场规律的。
    而同样,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从商业模式上讲,也是不可持续的。年化10%左右的资金成本,去放15%-24%的贷款,其危险性及违反信贷市场规则的本质,显而易见。当然,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一般用自有资金放贷,使用杠杆资金特别是银行资金、公众资金的比例极小,因此,小额贷款公司出现行业性风险并不会过多地波及到金融机构及社会公众,其风险的最终表现更可能是行业发展停滞,投资人信心丧失。
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困局,应该首先调整顶层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盈利模式的问题才是必行之道。
    一、首先从认识上要改变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偏见,将其视为高利贷套利者、民间资金掮客等洪水猛兽大可不必。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民间金融先行者及突破金融垄断优化金融结构的试验者,更应是金融监管当局重点扶持的对象,而不是重点监控及打压对象。规范、引领优秀的小额贷款公司及其股东向民营银行或准民营银行发展,比另起炉灶、完全割断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民营银行的发展路径,既不符合当前形势也不具备政策的连贯性。
    二、对小额信贷机构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形成不同的准入门槛,享受不同的政策待遇并发放差别化的金融产品牌照。对入门级的小额信贷机构,在限制资金杠杆的同时,给予合理的税收政策、信贷政策支持,使其能正常产生合理盈利、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科学治理、合规经营、风控良好的优秀小额贷款公司,要大胆给予政策突破,使其具备更多的融资通道、更低的资金成本及更好的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机构待遇,引导其向微型金融机构、社区银行等方向有序发展。
    三、政策上应予小贷公司更大突破,修正其现存的不合理盈利模式,使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良好发展。
    1、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金成本,应予以税前扣除。因小额贷款公司不同于银行,没有多少外来资金,主要依靠其自有资本金放贷。对其资本金产生的收入予以全额计征营业税及所得税,而不考虑其资金成本,是不合理的。小额贷款公司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企业,其投放的信贷资金是扶持其它中小企业发展以此产生更多的税收及社会价值的。银行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存款,其自有资本金占比不超过10%,其信贷投放的90%的资金是支付出的存款利息,是在税前扣除的。
    2、降低金融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或国家拨出定向低成本资金、再贷款等扶持优质小额信贷机构向中小企业、三农客户投放。
    3、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地位,使其享有同等的抵、质押权、诉讼地位、税收政策及金融同业待遇等。
    4、提高小贷公司税前不良贷款风险拨备标准,使其拨备覆盖率与其相对低质的贷款对象相匹配。
    四、调整监管理念,用开放的、市场化心态来管理小额贷款公司。
    各地监管部门应逐步放宽小贷公司的准入,给予其合法的贷款人地位,在法律框架下约束其行为,不要过分限制其利率水平、贷款规模、信贷投向等。对那些仅用自有资本金放贷的机构,只要其合法经营、按章纳税,不要给予太多的管束与限制。要习惯在现在法律环境下的引导性监管方式。对抽逃资本金、暴力收贷、非法吸储等违法行为,要充分相信已有的法律法规及惩罚机制。对需要借入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其它希望能产生杠杆融资工具的小贷公司,要严格逐级审查,牌照式管理。事实上,金融机构对小贷公司发放贷款本身也是市场行为,金融机构本身也会严格审查其信贷风险。监管部门不要有中国家长心态,统包统管,要充分相信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相信违法、违规、管理混乱的小贷机构自有市场给予惩罚。监管部门应以规范、指导、指引为主要工作,强化规范小贷市场秩序和市场监管,设立科学合理的监管评判标准、风险评判标准,充分展示规则、揭示、披露行业风险,用开放的、商业化的、平等服务的心态,引领小额信贷机构更加规范、更加阳光、更加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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